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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律所40年:萌芽、崛起、浪潮與蛻變
發布日期:2019-07-30 信息來源:《中國律師》雜志2019年第六期 作者:
“大所之‘大’,不在于規模之大,而在于氣象之大、格局之大,更在于業務之精、專業之強?!?/span>

1979年下半年發生的三件大事,奠定了中國法律服務行業未來40年的發展。
先是在7月1日,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一天之內通過了七部法律,這在中國法制上,被稱為“一日七法”。其中《刑事訴訟法》專設了第四章“辯護”章節,并在第二十六條明確規定了律師是位列第一的辯護人;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則被稱為“中國涉外經濟第一法”。
接著是在9月份,中國的司法部恢復了重建。
最后是12月,司法部頒布了《關于律師工作的通知》,在這一通知下發之時,全國僅有212名律師。
因此,1979年也被稱為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的元年。
而今年(2019年),正是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40周年。四十個春秋,中國律師行業有太多傳奇可以書寫,而我們選擇的是大所視角。


所有的歷史 均由此展開
中國商務律所的第一波發展浪潮,起源于體制內。
1980年,《律師暫行條例》出臺,規定“律師為國家法律工作者”、“律師執行職務的工作機構是法律顧問處”以及“法律顧問處的性質為事業單位?!币虼?,法律顧問處便是現代中國律所的前身。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誕生了許多中國律師行業的“第一”。到了2018年,廣東全省律師已突破4.3萬人,是中國律師人數最多的省份。
1980年12月底,廣東律協成立,由時任廣東省司法廳廳長的馬芳兼任會長,這是中國恢復律師制度以來的第一個省級律師協會。
1983年,中國第一家稱為“律師事務所”——“蛇口工業區律師事務所”同樣誕生于廣東。
同樣是在1983年,中國第一家經司法部批準的辦理涉外法律事務的律師執業機構——廣東對外經濟法律顧問處成立。到了10月,全國第一家從事涉外業務的律師事務所——深圳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成立。中國涉外法律服務的歷史便從廣東律師開始書寫。
到了1984年,這個被稱為“中國企業家元年”的年份,貿促會法律顧問處正式改名為環球律師事務所。1985年2月,曾俊偉擔任環球第一任主任,后來便由新中國第26號律師高隼來接班。環球,是中國的八大紅圈所中發展歷史最為悠久的一家。
浙江一直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1986年的浙江正在引入外資。而引入外資就需要能夠提供涉外法律服務的律所和律師,天冊的前身——“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便在這一背景下誕生,王秋潮是第一任主任。1994年,浙江實行第一批合作制律所試點,杭州市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更名為天冊。30年時間,天冊一直占據著浙江法律服務市場的鰲頭,堪稱區域性大所的標桿。
早在1979年,付洋就進入全國人大法工委工作,親身見證并參與了40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訂。在工作過程中,付洋逐漸萌生了參與法律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實際應用的想法,而創辦一家律師事務所就是一條最為直接的路徑。1988年,康達律師事務所在付洋的手中誕生。雖然現在付洋已經退休,但康達已成為了一家在全球擁有12家分所,700余名執業律師、名副其實的大型綜合性律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仍然以“國辦所”(法律顧問處)占據中國法律市場的主流。但隨著中國社會與經濟的發展,行政管理之下律師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被壓抑,而市場對于法律服務的需求在提升。此時,需要一種制度能夠激發律師的積極性,“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便登上了歷史的舞臺。
1988年,司法部發布了《關于下發〈合作制律師事務所試點方案〉的通知》,第一批實行合作制試點的律師事務所共有4家,分別是經緯、北方、君合、大地。誰也沒料到,這一試點通知,拉開了中國律所未來30年發展的序幕。


群雄并起的“軸心時代”
如果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現代中國律所的歷史開端,那么九十年代則是中國律所真正走向市場化的起點。
在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曾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雖說上個世紀的中國律師行業與今時不可同日而語,但上世紀九十年代對于中國律師而言,亦可堪稱“軸心”。
中國商務律所的第二波發展浪潮乘借了小平南巡,中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資本市場快速崛起,以及外資進入中國的東風。
1989年,王之龍、武曉驥、肖微、儲賀軍、段海海等人一起創辦了君合所。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涉外法律服務市場開始繁榮,外商投資大幅增長,設立的合資企業多達幾十萬家。也正是在這時,君合所的涉外法律服務模式基本成形。
1991年底,國務院在《關于全面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見》中明確了房改的總目標,這意味著“分房時代”一去不回,“房事”開始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頭等大事?!笆棺》孔鳛樯唐愤M入市場”,市場一旦打開便一發不可收拾。1992年,張學兵等5人創立中倫律師事務所。中國的房地產法律業務便在中倫手中得以拓展。到了現在,中倫已經成為一家國際化的中國律所,占據市場鰲頭。
早在1988年,高西慶和王波明等人就共同執筆撰寫了《關于促進中國證券市場法制化和規范化的決策建議》,這份建議甚至被人譽為“中國證券市場的白皮書”。
高西慶希望通過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參與國內剛剛起步的資本市場建設。1992年,高西慶爭取到參與北京市司法局合作制律師事務所試點的機會,高西慶、何斐、趙燕等6名合伙人以海問咨詢的法律骨干為班底,創立了海問律師事務所。
1992年,一家名為“開元”的律師事務所應運而生。彼時與王立華一起“甩掉救生圈,全裸下海創業”的,還有寧成、李方、李鵬等幾位創始合伙人——清一色的北京大學教師。1994年,開元更名為天元。天元是當時屈指可數的能夠從事上市業務的律所。直到現在,天元在資本市場領域仍然走在業內前列。
在1992年北京市司法局批準的第二批合作制律所試點中,大成也名列其中。在1994年1月1日的《法制日報》頭版欄目“中國政法之最”,曾報道大成是“中國最大的合作制律師事務所”。當時的大成有72名執業律師,這一人數在目前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家中等規模律所,而在當時卻已然是大所。
1992年11月,時任司法部部長蔡誠和副部長郭德治找當時正在司法部擔任政治部組宣處處長的王麗談話,希望其下海建立一個高素質、綜合性、專業化的大型律師服務機構。次年1月,“中國律師事務中心”(德恒的前身)創立。在后來的26年時間里,王麗帶領德恒投身于經濟建設的主戰場,深刻地烙上了法律服務“國家隊”的烙印。后來的三峽工程、南水北調、京滬高鐵等國家大型基建,資本市場領域的重大IPO項目以及許多爭議糾紛大案,都出自德恒的手筆。
1992年,徐家力、李京生等人決定走出機關大院。12月,隆安律師事務所成立,這是國內第一家全部由法學碩士研究生組成的律所,也是北京市司法局批準的少數幾家合作制律所之一;當時在全國范圍內,合作制律所不超過10家。
1993年初,王俊峰和三位貿促會的同事,以及兩位分別在最高人民法院、國家土地局工作的同學一起創辦了金杜律師事務所。這是一家日后在中國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到了現在,金杜開始建立法律服務的生態圈,布局法律科技,加之金杜學院、金杜藝術中心、金杜國際中心的設立,多方位展現了金杜的雄心。
1993年,中國企業開始走向境外資本市場。韓小京創立的通商和彭學軍創辦的競天就抓住了機遇。日后業內在境外資本市場領域耳熟能詳的“通天組合”便起源于此。
1993年,岳成創辦了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兩年后,岳成被評為“首屆全國十佳律師”。其實早在1980年,也就是中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的第二年,岳成就在海倫縣法律顧問處做律師,創所只是水到渠成。如今的岳成所已發展成為以法律顧問為主營業務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在全國擁有220余名律師、11家分所。
1995年,田文昌在辭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副主任后又辭去公職,成為中國教授轉為律師的第一人。以田文昌為核心的“教授、博士團隊”在訴訟法律服務領域縱橫捭闔,京都的第一張王牌業務得以誕生。
1996年,《律師法》出臺,第十八條明文規定可以設立合伙制律所,我國法律服務市場上出現了“國辦所”“合作制律所”“合伙制律所”并存的局面。
除了北京這個因為地理優勢而快速崛起的地區之外,全國各地的法律市場亦在遍地開花。
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正式營業,給了上海的律所和律師以充分施展自我的機會。三年后,萬國律師事務所(國浩上海的前身)設立,這是一家在外國證券法律事務部基礎上建立的以證券法律服務業務為主攻方向的律所。
創立伊始,萬國便以四個“第一”轟動上海灘,即上海平均學歷最高(五個合伙人均為碩士畢業)、上海南京路上唯一一家、全國第一家號稱以證券法律業務為主攻方向、主任年紀最輕(當時的呂紅兵只有27歲)的律師事務所。到了1998年,北京市張涌濤、上海市萬國、深圳市唐人合并成立了國浩,并在司法部登記注冊成為中國第一家集團律師事務所。
1992年-1993年的上海,還有一位名叫段祺華的留學生看到了外企進入中國,需要有中立的社會機構提供法律服務這一機會,他奔走于中美兩國和政府部門之間,不斷報告、解釋。終于在1993年的4月,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私人合伙制律師事務所——段和段。
同年,周志峰和呂曉東從復旦大學法學院畢業,和三位來自上海第三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一起創辦了方達律師事務所。當時的上海還只有1000名律師。方達的第一個五年就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到了現在,方達的業務一直占領著中國市場的高端部分,并且是中國律所中國際型人才較多的律所之一。
還是在1993年,正值我國金融體制變革,各個國有專業銀行逐步向商業銀行改制。同時,由于改革開放后民眾的貸款等經濟活動量快速上升,糾紛也隨之增加。當時的工商銀行寧夏分行法律事務處處長祖貴洲在取得了律師資格后,與盧志斌、涂國城、楊凝華一起創辦了寧夏興業律師事務所。一開始,興業從銀行的非訴業務入手,到現在已擴展至12大業務部門。扎根寧夏,輻射區域,打造在商事領域絕對領先的綜合強所是興業的定位。
1995年,童新在深圳創立了廣和律師事務所。在接下來的23年里,廣和依靠“平臺化建設、律師團隊化、團隊公司化”,創造了許多華南地區的“第一”——第一家律師人數過百的律所,第一家收入過億的律所,以及華南地區第一家被著名法律服務評級機構評為中國十大規模律所。
1995年2月,原在浙江省電力局任職的陳臻“奉命”創辦陽光時代,一家專注于能源與環境及其他基礎設施投資建設領域的律師事務所,其在能源與環境領域常年位居錢伯斯榜單的Band 1。
在1995年9月的《中國律師報》第4版上,刊登了兩篇“一問一答”的文章,標題為“律師多了,出路在哪里?”和“不打官司也要請律師”,這兩篇文章的作者均為當時浙江華夏律師事務所的兼職律師鄭金都。
三年后,鄭金都和朱亞元、俞國根、李靜一起創辦了六和律師事務所。在后來的時間里,六和均圍繞浙商,“以法律顧問為基礎,以非訴訟為發展方向”,不斷研發“法律體檢”等服務產品。從鄭金都提出要做一家“不打官司、非訴為主的律師事務所”,到以“內強體質,外拓空間”為理念,六和在浙江已歷經20年?,F在的鄭金都,已經不僅是六和的主任,還是浙江律協的會長。
在1995年的重慶,韓德云創立了索通,這是中國西部第一家由留學歸國的法律專業人士設立的合伙制律師事務所。韓德云不僅是中世聯盟主席,還在2011年開始擔任重慶律協會長,直到2019年。
19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這一規劃對于重慶發揮作為國家級中心城市的“龍頭作用”和輻射效應,帶動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的發展,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給法律服務市場帶來了新的契機。袁小彬在這一背景下創立了中豪律師事務所;2019年,袁小彬當選為重慶律協會長。一年之后,執教于西南政法大學的孫渝和楊澤延創辦了百君律所。
在現今的重慶,共有6家創收過億元的大所,其中的三家——索通、中豪、百君,均創立于這英雄輩出的九十年代。
1998年,俞衛鋒、韓炯、秦悅民等決定在上海創立一家能夠從事國際性業務的新型律所,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堅持業務分工及團隊合作,共享知識和經驗,使所有律師能夠分享事務所的平臺資源。從一開始,通力就具備了精品化、專業化的基因。創所三年后,通力開啟一體化改革,完成了其“三化”戰略中的最后一“化”。
在這十年里,中國的法律行業可謂群雄并起,既有從機關單位辭職創所的要員,又有從“國辦所”下海的“體制內”律師,還有從國內外名校畢業的高材生。這一批人富有遠見和膽識,他們創辦的事務所在后來能夠如此成功,與其身上的特質一脈相連。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和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律所的合并浪潮開始涌現。
1999年,錦聯、天和、長城三家律所合并為錦天城,在后來的二十年,錦天城發展成為了一家執業律師超過2400名,創收過30億元的大型、綜合性律所,并在2017年開始進軍倫敦市場。
此外,競天公誠、金誠同達、浩天信和、福建天衡聯合、福建聯合信實等大所均在這十年間完成了強強聯手。


世紀之交 浪潮席卷
九十年代末,科技股與互聯網股在納斯達克市場狂飆突進。2000年,中國的三大門戶網站新浪、搜狐、網易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紛紛在美國上市。其中新浪是中國第一家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互聯網公司,通商創始合伙人之一的劉鋼擔任新浪的中國法律顧問。正是在這一項目中,劉鋼開創了VIE架構,這一架構對后來中國企業境外上市影響深遠。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開啟了未來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增長同樣體現在資本市場領域,服務中國企業的境內外上市,讓中國律所取得了高速發展。彼時,中國律師尚只有6.8萬人。
中國商務律師事務所的第三波發展,依靠的是差異化布局和平臺化優勢。
2000年5月,在四川有一家名叫泰和泰的律師事務所創立,其創始合伙人之一是現任四川律協會長的程守太。2001年與香港胡關李羅律師行達成長期合作協議;2002年開啟專業化建設;2003年突破百人,北上進京,開始全國布局;2005年變革管理體制;2007年成為四川創收最高的律所……泰和泰的每一步都體現了其銳意進取的風格。不僅如此,泰和泰在業務合作中的“5+1模式”(1個主協調律師+1個組長+1個主辦律師+1個協辦律師+1個團隊支持)也一直為業界所稱道。所謂“泰和泰現象”,大概源于其大刀闊斧的布局和獨特的模式。
近年來,隨著“五年發展戰略規劃”的深入推進,泰和泰已形成以西部為依托,初步完成從全國窗口城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布點,再向香港、華盛頓、韓國、澳大利亞等境外市場進軍的全球格局。
2001年初,中豪創始人袁小彬開始醞釀公司化改革。2002年伊始,在完成初步的布局和積累之后,正式啟動中豪發展史上劃時代的變革。變革后,中豪采取的是授權式、扁平化的管理體制。
重慶的另一家大所索通,也在2003年開啟了公司化管理改革,打破傳統單干模式,組建按不同專業分工且緊密合作的律師團隊。
在2002年的北京,有一家“網紅”律所誕生,它的名字叫做天同。所謂戰略,就是決定做什么,不做什么。從一開始,天同就只關注訴訟案例,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代理案件。每年天同大約會收到250-300個案子,但最終只會代理其中的30-35件。天同的三大“訴訟法寶”——訴訟可視化、模擬法庭、知識管理和案例大數據,一直為業界所津津樂道。
真正讓天同在法律行業家喻戶曉的,還是天同碼、“天同訴訟圈”微信公眾號以及法律科技公司“無訟”。天同的崛起,是精準定位于高端商事訴訟,抓住互聯網和法律科技風口的結果。如今,天同跟隨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設立,在南京、深圳、重慶、鄭州、西安、沈陽開設了分所?!皡⑴c打造更加公平正義的法律生態圈”是天同的愿景。
2004年,漢坤創立,這是一家以制度立所,采取一體化管理模式,并極具市場化、創新性和開拓性的律所。從創立之初,漢坤就將以“與客戶共成長”為理念,以投融資領域為突破口,服務于創業公司、投資機構和基金客戶這些具有高度成長性的機構,專注于為客戶解決實質性的難題。
如今的漢坤,權益合伙人人均創收已突破千萬級別。在中國,在權益合伙人人均創收上能與紅圈所等量齊觀的,惟有漢坤、通力與天冊。即便如此,漢坤創始人李朝應仍說,漢坤一直在創業的路上。
同樣是在2004年,在王忠德的設計下,大成逐漸確立“議、決、行、監”相對分離的民主管理制度,由合伙人會議形成意見,董事局會議形成決策,管委會負責執行,監委會負責監督。同時,大成開始制定并實施五年發展規劃,將每一步發展的目標、路徑都納入到規劃中,提前做好預案,并嚴格按照規劃確定的路線、方法執行。第一個五年規劃實施到2007年,大成的創收破億元,并在紐約開設了第一家海外分所。在新世紀的頭十年,大成在全國開疆拓土,擴大市場份額,建立國際網絡,奠定了其“宇宙大所”的基調。
在2004年的12月,八方律師聯盟成立。八方律師聯盟是一個由13家來自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內蒙古、浙江等地的區域性大所而組成的超大型法律服務平臺,也是中國最早發起的律所聯盟之一。
2007年,國際大所路偉(后來的霍金路偉)和9家中國的區域性龍頭所發起設立了中世聯盟,這是中國第一個跨國律師事務所聯盟。經過十多年的發展,中世聯盟已從最初的“9+1”發展為了現今的“25+1”。截至2018年底,中世聯盟的律師人數超過了3900人,國內成員所年度總創收達33億元,所均創收超1.3億元,律師人均創收約85萬元。推行“中世模范所”,是他們的下一個戰略。
在2017年-2019年的錢伯斯亞太排名中,中世聯盟均蟬聯中國區域律所聯盟Band 1。八方律師聯盟自2018年開始上榜,目前已連續兩年榜上有名。
2007年4月,梅向榮加入盈科。兩年之后,梅向榮出版了《如何做中國最好的律師事務所》一書,里面專門有一個章節用于描述律師事務所的職業經理人制度,這項制度成為盈科沿用至今的基本制度,盈科未來的大所氣象由此鋪開。
2007年10月,《律師法》修訂通過,合作制律所作為上個世紀過渡時期的產物被取消,個人律師事務所登上了歷史舞臺。自此,中國律所的組織形式演變為“國辦所”“合伙所”和“個人所”。
到了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全球資本市場均受到了沖擊。在當時,中國的出口業務、海外投資量均有所下滑。業務結構單一,對涉外業務依存度較高的律師事務所均受到波及。但這也促使更多律所開啟了業務多元化發展,將目光從境外轉向境內。有許多中國的排頭大所,針對不斷變化的市場快速作出了反應,撤出了當時的金融市場,并將資源調整到爭議解決領域。
而中國的兩大紅圈所,方達和通商,其實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做了布局。
2004年,季翔開創了方達在北京的爭議解決業務。據方達創始合伙人周志峰回憶,2008年的金融危機并未對方達的發展造成影響,依靠爭議解決業務和多元化的業務布局,方達還在此期間繼續保持高速的增長。
2006年,李洪積和王家路加盟通商。自2008年開始,通商在非訴領域開展投融資、并購、公司業務,并圍繞金融、證券、公司等業務拓展了爭議解決(仲裁)業務,這次轉型讓通商的抗風險能力得以進一步加強。并且得益于2006年對于爭議解決領域的布局,2009年總創收依然實現了較大的增長。
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律所掀起了規?;季值睦顺?,經歷了入世之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既抓住了風口和機遇,也抵御了風險和挑戰,并開啟了內部管理體制的升級與改革。


下一個戰場在哪里?
自2010年開始,1993年成立的天達與1995年成立的共和花了兩年時間“務虛”,討論合并之后的文化、理念、價值觀融合。2016年,天達與共和迎來了正式的合并。天達共和主任李大進說:“只有理念、意識和目標的充分溝通,并最大可能地形成共識之后,分配制度等其他制度的構架只是瞬間的過程?!?/span>
2011年9月,國內又一重要的律所聯盟成立。由北京德和衡、四川恒和信、福建拓維、陜西博碩、遼寧觀策(原遼寧同格)等8家律所在成都組建成立了“中國德和精品律所聯盟”(ECLA)。由于成員所希望打造一家由中國律所主導的全球百家律所聯盟,在2018年5月該聯盟改名為“全球精品律所聯盟”(EGLA)。
2012年,全國律協換屆,于寧卸任,王俊峰當選會長,全國各地的律協也陸續換屆。
近五年法律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顛覆性發展,中國律所的管理升級、規?;季趾托袠I化改革,區域性行業資源整合,以及中國律所征戰國際成為最重要的四個時代主題。
從2013年開始,法律互聯網創業的浪潮興起。一時間,整個法律行業風云激蕩。在接下來的幾年里,許多大所也都投入到這場大潮之中。天同和無訟、金杜和理脈、君合和律攜、盈科和律云……聯系在了一起,直到現在。
當AlphaGo戰勝李世石之后,2017年在全球對人工智能的關注又迎來了一波高潮,中國的法律行業也不例外。人工智能對法律和法律職業的影響成為法律圈熱議的話題。
浪潮洶涌,中國律所開啟了信息化建設。智能合同庫、SaaS平臺、律所管理系統、法律服務流程外包等法律科技產品亦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連法院和檢察院也開啟了信息化改革的步伐。
與此同時,中國律所的規模這幾年間仍在不斷擴大。直投直營、大小所合并、大所之間的對等合并從未止息。而相應地,質量風控,避免利益沖突,保持事務所原有的文化成為大所發展的重要課題。
2013年,當移動互聯網浪潮在中國刮起一陣狂風之時,孫在辰、董冬冬、徐雙泉、梁迪、申偉、李磊、黃翔創立了瀛和律師機構,并開設了第一家旗艦店——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從一開始,瀛和就被注入了互聯網、強管理的基因。瀛東后來實行的職業經理人制度、股權制改革,均脫胎于七位創始人的理念。2019年,瀛和發布“KindleLaw數字化律所操作系統”,朝互聯網律所再邁進一步。
2014年,上海自貿區設立。四年時間,有5家中國律所與5家國際律所進行了聯營,它們是奮迅和貝克·麥堅時、瀛泰和夏禮文、福建聯合信實和霍金路偉、觀韜中茂和亞司特、年利達和昭勝。
2014年11月在深圳,中國第一家香港與內地合伙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李黎(前海)聯營律師事務所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伙聯營試行辦法》正式落地。
中國律所國際化,加強在涉外法律服務領域的布局是大勢所趨;而隨著中國市場的持續開放,外資律所與中國律所之間的合作不可避免,且他們的合作模式亦會愈發多元。
如果將目光拉回到國內的區域性市場,可以看到重新洗牌的跡象,區域性律所的合并漸成趨勢。最典型的例子便是2013年在成都,有30多家律師事務所重組合并而成明炬律師事務所。明炬又用了5年時間,成為了整合律師最眾、整合律所最多、整合力度最深、整合后最為穩定的律所。
隨著區域性大所整合的加強,中國律所“億元俱樂部”未來將迎來大量區域性強所加入。目前,江蘇已有6家億元所——法德永衡、高的、東恒、劍橋人、大成南京和國浩南京所,其中劍橋人是蘇州首家億元所。在浙江,億元所的數量也已達到15家,其中包含杭州11家,寧波3家,溫州1家。
在區域性強所實現“億元”目標的同時,北京和上海的許多大所已經或即將邁入十億元、二十億元、三十億元,甚至四十億元級別。目前,盈科全年營業收入達41.27億元。國內另外一家“超級大所”的代表——大成,創收也已超過40億元。2018年總創收在30億元級別的有金杜、中倫和錦天城。
若從規模來看,截至2019年1月底,國內分所數量超過40家的律所共有3家,分別是盈科、京師、大成。盈科在大陸地區的分所已達53家,律師人數7103人;大成在國內的分所數量已達到45個,律師人數超過5500人;京師分所數量已達47家,聯盟律所已覆蓋157個城市,共計281家。
在中國大陸,除了以紅圈所為代表的老牌強所之外,亦有安杰、恒都、世輝、植德這樣的“新貴”涌現。它們都找到了獨特的發展模式,抓準了市場機會,從而異軍突起。
從過往40年的經驗來看,中國法律市場的增長必將持續,中國排頭律所的規模和創收也必將水漲船高。若按照排頭大所當前的發展速度,五年之后,中國將會誕生一家萬人以上、創收百億元級別的“超級大所”。
到了現在,中國的千人大所已有20家左右,創收過億元的律所已超過100家??梢哉f,中國法律市場已不缺大所。單純追求“大”,已不是下一個十年的主賽道。
未來的中國律所,或將會以法律服務為核心,構建包含科技公司、律師學院、線上平臺、法律研究中心等組織的生態圈,成為一個新物種。
雖然中國還不是一個成熟的法律市場,但可預見的是,過往的野蠻生長時代結束,市場的競爭在加劇,市場和客戶的需求在變化和提高。那么,中國律所的下一個戰場,將會轉移至律師事務所的內部治理、法律服務產品和模式的優化升級,以及在科技、信息化領域的投入之上。


凡是過往 皆為序章
經濟學者何帆在《變量》一書中寫道,當前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五個新“變量”。一是大國博弈,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出現了變化;二是技術賦能,當技術與市場、與人相結合,將會爆發出驚人的力量;三是新舊融合,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對決進入膠著狀態,但其融合也正在加速;四是自下而上,人民群眾對于創造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改變城市的發展軌跡;五是重建社群,中國民眾正在公共生活中自發形成組織,和諧共生。
這五個變量正在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重塑中國的社會與經濟。對于法律行業而言,其法律服務產品和提供服務的模式也必然被溫和地改變著。法律行業的每一次變化,都源于時代造化之功。未來的中國,必將迎來專業主義的春天。
中國律所40年,我們要從滾滾東流的大河中發現行業發展的脈絡,也要從每一片樹葉、每一個枝丫來觀察母體,進而看到一整片森林。
我們要研究中國乃至全球法律市場中出現的變化,看到全球律所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中國律所的規?;t利正在縮小,長三角、粵港澳等區域性市場正在飛速發展,以“四大”為代表的替代性法律服務提供商正在全球范圍內攻城略地,中國法律市場的格局在錢伯斯榜單中正悄悄發生變化。
我們要探索律師事務所的管理之道。一切競爭均是人才之爭,而人才之爭究其本質是管理之爭?;鶚I長青和百年之路決不僅是單純美好的愿景所能鋪就,而是要兼備獨特的治理結構、合理的分配制度、明確的晉升機制、清晰的品牌定位、優質的法律服務方能到達。
我們要站在那浪潮之巔,把握律師業務的發展趨勢,看到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動脈和走向,當然,也要看到那伺機而動的“灰犀?!焙汀昂谔禊Z”。
我們要接受法律服務加速邁入智能時代的現實,研究法律科技公司的商業模式,看到大數據、信息化對律師事務所管理和法律服務模式的顛覆,人工智能、區塊鏈對法律和法律職業的影響,互聯網法院這一新物種為中國司法所帶來的變革。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2019年,注定會成為中國法律行業的新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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